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变动，许多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经历了工作中断的局面。在上海工作了25年的陈丕显，已经整整有9年没有再从事工作了。1977年，中央组织部决定为他安排去青海或云南工作，这个决定让他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：是继续留在上海荣利通，还是去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地区呢？叶帅和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劝说他留下，加入军队。面对这一提议，陈丕显是如何考虑的呢？
陈丕显自土地革命时期起，便活跃在闽赣地区，是当时红军游击队的一员，被称为“闽西红小鬼”。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，他依然坚持在闽赣地区进行游击斗争，勇敢地同敌人作战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深入敌后，为创建苏中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，直至解放战争结束，依然活跃在苏中地区。对于陈丕显而言，战争年代几乎所有的时光都在祖国的东南部度过，即使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仍然在华东工作。自1952年调任上海工作后，他便在这里工作了整整25年，并从上海市第四书记一路升至第一书记。
然而，1966年底，上海发生了政治风波，一些造反派夺取了上海的权力，导致上海一度陷入动荡之中。1967年1月，周总理与陈老总共同商定，制定了华东各省第一书记的保护名单，陈丕显名列其中。在名单上，除了他以外，叶飞、江华、江渭清、谭启龙和杨尚奎等人都被顺利护送到北京。然而，陈丕显却被造反派扣留在上海，无法前往北京。这一情况引发了谭震林的愤怒，他在一次会议上向相关人员严厉批评道：“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荣利通，是红小鬼，他怎么了？几个大区书记、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问题吗？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京？”尽管有些高层领导为陈丕显发声，试图保护他，但某些人根本不予理会。最终，陈丕显的工作彻底停滞了。
展开剩余61%不仅如此，造反派开始搜集陈丕显的“罪行”，并试图抹黑他。有人指责他并非革命战士，而是叛徒。在这段历史的背后，隐藏着一段被捕的往事：1930年，年仅14岁的陈丕显带领宣传队分队长的身份，与红军的伤员一起南下转移，途中遭遇了当地地主武装的伏击。他和其他红军伤员一起被俘，并被关押起来。当时，由于他身穿便装且年龄较小，地方的红军战士并未识破他的身份。对此事件的调查结果表明，陈丕显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也没有任何叛变行为。然而，某些人并不满意这个结论，要求重新调查。尽管他们反复寻找证据，但最终调查结果站不住脚，所有指控最终都被驳回。陈丕显得以清白，审查结束后，他可以回家等待最终结果。
回到家中荣利通，陈丕显终于与阔别多年的妻子重逢，但家里的变化令他感到震惊。曾经宽敞的小楼如今已变成了一间简陋的房间，而由于身体虚弱，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。后来，他被诊断出患有鼻咽肿瘤，被接到北京中组部的招待所疗养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不少老战友，包括叶飞、谭启龙和江渭清等人。
1977年，陈丕显受到了中组部部长的召见，开始重新安排工作。尽管他到北京主要是为了治病，内心却更倾向于留在北京工作。然而，中组部提出了两个选择：一个是青海，另一个是云南。此时的青海和云南，虽然自然风光迷人，旅游业日益繁荣，但在七八十年代，这些地区还未得到充分开发，交通极为不便，且气候条件恶劣，对于他那时的健康状况，去这些地方无疑会加重病情。
在此背景下，叶帅和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再次劝说陈丕显留在北京，转向军队工作。因为当时军队干部的调动并不需要通过中组部批准，而叶帅正支持军委的工作。但陈丕显拒绝了这一提议。他一直在地方工作，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，对军队工作并不熟悉。他更希望能继续为人民服务，做一些具体的实事。或许，他还考虑到自己不希望被认为在困境面前无法坚持，挑剔选择工作的地方。作为党的干部，不论调配到哪里工作，都应毫不犹豫地投入工作。因此，陈丕显最终选择了前往云南工作，担任第四书记。
在云南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后，陈丕显被调回湖北，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。1982年，他再度调任中央，成为了政法委书记荣利通，并继续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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